“黔商”这一概念的形成，应该还是近年的事。历史上“黔商”是无“商帮”组织的，尽管600多年前，贵州高原也显现了一定商业贸易的荫芽，特别是近现代，黔商中出现了相当一些如华之鸿，帅灿章、刘熙乙、赖永初等一些商界佼佼者。即便是进入改革开放后，贵州本土上涌现了如“老干妈”“神奇”“贵州益佰”等等著名的品牌企业，但这些无论与我们的传统意义上所提的如晋商、徽商、浙商、豫商等等商帮组织，还是与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的一些“行会”组织的概念都相去甚远。可以说“黔商”概念的形成是在一种没有“历史的传存”，在一种贫瘠的土地上，在一种特定的时期悄无声息中萌芽，逐渐发展的。
“黔商”概念的形成，“黔商”的悄然崛起，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时代。八十年代以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一批不安于现状、不甘寂寞的贵州人勇敢地走出大山，投身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波涛汹涌的潮流中。他们放眼看世界，认知世界的同时，也把从贵州大山中孕育出的那种特有的勤奋刻苦、坚忍不拔、敢为人先、特立独行、自信自强、执着拼搏的精神文化带进了创造新世界的活动中。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海南省贵州商会会长冯川建先生，由于骨子里那种不安份，追随心灵的躁动，怀揣300元钱，踏上了千千万万闯海人的征程，睡过沙滩，打过小工。他正是凭着那种从大山中带出来的敢为天下先，吃苦耐劳，顽固坚韧，执着拼搏的蛮子精神，打造出了海南奥林匹克集团这一闻名岛内外的著名品牌企业，创造了极丰富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获得至高荣誉，得到社会的极大认可，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常委，荣获中华慈善最突出贡献奖等等。演绎了一段光彩无比的传奇人生，成为从大山走出来的闯海人的杰出代表。
再诸如云南省贵州商会会长陈庆忠先生，上海市贵州商会会长李建忠先生，广东省贵州商会会长高宏先生，重庆市贵州商会会长郭一穆先生等等，都是从贵州高原，从大山中走出来，都有着一段无比灿烂的拼搏奋斗的传奇史。万万千千的贵州人，走出大山，踏上异乡，在拼搏、奋斗、创业的同时，也在深深思考着，一种由地缘关系结成的亲情，使得大家渴望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怎么抱起团来，共同发展。他们希望借鉴其他“商帮“组织的经验，成立自己的商帮组织。正是这种历史的推动，发展的必然，在不断的孕育中，云南省贵州商会成立了，给40万在云南经商的贵州人建立了一个家，成为贵州在外拼搏的工商企业界人士的第一个社团组织。给“黔商”带了一个好头。紧接着广东、北京、上海、重庆等等黔商商会相继成立，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黔商组织冒了出来且不断蔓延。顺其自然，2008年11月29日，由贵州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中小企业局等单位组织的“2008贵州省首届黔商论”坛在贵阳召开。“黔商”正式以集群的名字出现在经济平台上，“黔商”概念得以形成。
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是一个移民省份，真正的本土草根阶层较少，因而黔商的形成，除了由于那种浓郁的地缘乡情所凝聚而形成;更是由于那心灵深处对贵州特定的“大山精神文化”的认同凝聚而形成。著名策划大师王志刚先生与上海市贵州商会会长李建忠先生一段有趣的对话给我印象很深。王志刚先生见到李建忠会长第一句话就问：“您是贵州人还是上海人?”李会长说：“我三岁跟我的父母去了贵阳，然后当兵，当兵以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创业。”王志纲先生不解地问：“那你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上海，现在很多贵州人都还不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像你这样的上海人为什么还认为自己是贵州人呢?”李建忠会长深情地说：“贵州这一方神奇的土地改造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说，我是贵州人。”正是这种对贵州那种深深的情结，对贵州文化的那份认同感，才使得李建忠先生说起“我是贵州人”时是那样斩钉截铁、落地有声，铿锵有力。这里，我还想说到海南省贵州商会名誉会长刘笃寿先生，他同时又是海南省安徽商会会长，他常说到：安徽给我的就是一个籍贯，我几岁就到贵州，三十多年，在贵州读书，工作成长。我接触的多数是贵州人，我对贵州充满了情感。这份对贵州深深的情缘，就是对贵州“大山精神文化”的认同感。笔者还有一同学孙海民先生，上海人，目前是上海某地产公司老总，在长三角做地产项目也小有成就，也是从小随父母支援大三线，到了贵州读书、工作、成长，九十年代初才返回上海创业，笔者到上海期间曾问：“海民，还到贵州吗?”他回：“我每年都要回贵州几次。”我又问：“贵州还有什么人(直系亲属)吗?”他说：“没有了，回去，就是看看同学、朋友，就是想到那块地方去走走。我对那里充满了感情。”
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对贵州大山精神文化的认同，这种发自心声对大山精神文化的认同正是黔商的精神所在。
感谢造物主，在数十亿年前地壳运动的激烈碰撞中，从浩瀚的海洋中隆起了世界的屋脊青藏高原，也同时构造了贵州高原那奇特而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正是在这神奇的喀斯特大山中，孕育了贵州人雄浑执著、坚忍不拔、不断创造、敢于拼搏、自信不息、心胸宏大的大山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构成了黔商的核心价值观，凝聚了许许多多贵州本土土著的同时，也凝聚了许许多多非黔籍的贵州人，构建了黔商牢实的基础。
“黔商”组织是一种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是顺应历史发展，走出大山创造发展的黔籍商人的共同需求。“黔商”在悄悄然中崛起，尽管还略显弱小，但她的崛起却带来无限的希望，给贵州的经济、文化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